□罗潇楠（黑龙江大学）

据新京报报道，近日，鄱阳湖湿地的滩涂上惊现数十只鸟类尸体，其中不乏多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万幸的是，野保志愿者们通宵排查标记出30余处毒饵点并及时报警，最终推动5名嫌疑人迅速落网。在这场生死竞速中，志愿者的行动成为了破案关键，很值得赞扬，但以志愿者为核心的“生态保护”却也撕开了一些深层问题。

首先，志愿者的及时介入绝非偶然，而是生态保护体系中公众力量的体现。从标记毒饵点到协助锁定嫌犯，他们用脚丈量了湿地的每一寸土地，用专业敏感度补充了线上监督的盲区。这种民间力量的价值在同类案例中反复得到印证，如曾经的千鹤山自然保护区将志愿者发展为协管员后，才勉强弥补了“8人编制仅3人在岗”的监管缺口。然而赞誉背后藏着更刺眼的真相：志愿者通宵排查时使用的仅是普通手套与手机照明，既无专业防盗猎装备，也没有应急保障机制，他们的“关键作用”本质是被迫填补公共服务缺位的无奈之举。

然而，这种凝聚着民心的志愿行动，正逐渐沦为填补公共服务空白的“独行侠”，当公共服务长期缺位，志愿者便成了被默认的“免费外援”，这种畸形依赖正不断透支民间公益的热情。鄱阳湖4125平方公里的湿地横跨多个市县，仅靠保护区有限人力根本无法全域覆盖，于是志愿者自然成了“编外巡查队”。这种民间自发保护环境行为很正常，甚至可以看作是全民教育提升的体现。但他们没有薪酬、缺乏培训，却要直面毒饵风险与非法捕猎者的威胁，更严峻的是，志愿者孤身巡查时一旦与非法捕猎者发生冲突，既缺乏专业防护与应急支援，还可能因处置不当陷入法律纠纷，其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。这种“政府缺位、志愿者补位”的模式很不正常，反而成了转嫁公共责任的“拐杖”。当奉献成为理所当然、风险全由个人承担，最终只会导致生态保护陷入“无人可用，无人想管”的困境。

比起这种畸形的生态保护架构，更需要警惕的是“志愿者冲在前、基层监管跟不上”的衔接断层。志愿者们在发现问题后往往需反复奔走才能推动部门响应，如2025年4月上海崇明公益林盗猎“回潮”案中，志愿者连续数月回访巡查，在陈家镇、堡镇等林地发现14张非法捕鸟网，检获39只遇害野鸟，其中包括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尸体，这种盗猎“回潮”不仅是对志愿者长期付出的沉重打击，更是对民间公益力量的持续消耗，更伤害了社会公众对生态保护的信心。不仅会阻碍更多人投身公益，更因残害珍稀动物引发广泛公愤。而负责管护的第三方养护公司管护不力，林业部门巡查频次不足，直至志愿者公开带血迹的网具照片曝光，专项清网行动才得以启动。在此次事件中，鸟类大多在死亡数天后才被志愿者发现，且在一个月前就已有类似事件发生，这暴露出保护区日常巡查的严重缺位。2024年5月，中央督察就曾指出鄱阳湖存在“监管缺位、工作不力”问题，非法矮围整治流于形式、禁捕令落实不到位等乱象长期存在，而本次毒鸟事件不过是监管失效的新注脚。

生态保护不应该是志愿者的“独角戏”。破解困局需要制度层面的系统性变革。既要为志愿者提供装备补贴、技能培训与风险保障，更要通过科技监测填补盲区，建立“监管+志愿”的协同体系，唯有让专业力量归位、让制度保障落地，才能让志愿者不再孤军奋战，让“保护生态”不再是“一纸空文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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